她33岁嫁54岁北大校长，多年暗恋修成正果，为他生育三子皆为人才_蔡元培_先生_王昭

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一生为国，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而且他提倡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的真知灼见，也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、才华出众的学者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被毛泽东誉为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”。

蔡元培先生不仅仅是在事业上无可挑剔，在感情上亦是恪守原则。

蔡元培的第一段婚姻是遵循了传统社会中，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，婚前这两对新人甚至都没有见过面，因此即便第一任妻子王昭出身名门，也是大家闺秀，但婚后生活依旧是摩擦不断。尤其是当时蔡元培逐渐接受了西方思想，对于王昭惯称自己为奴家，称他为老爷的旧式做派难以接受，并认为王昭的种种规矩和生活方式过于压抑拘谨，因此常常发生口角。直到王昭先后为他诞下了两个儿子，夫妻二人才在共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慢慢交心，生活方才愈加和谐幸福，当时蔡元培还告诉好友：“伉俪之爱，视新婚有加焉。”但是造化弄人，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同年王昭突染疾病，以35年的寿限病重而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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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昭去世的时候，蔡元培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，因此很多人不请自来，为之说媒，蔡元培也很大方的回应，但为了寻找到灵魂伴侣，他贴出了一则“征婚启事”，提出五个条件：第一，不缠足；第二，识字；第三，男子不娶妾，不娶姨太太；第四，丈夫死后，妻子可以改嫁；第五，意见不合，可以离婚。在当时的社会，这样标新立异的征婚启事劝退了不少媒人，但缘分却在不经意间降临。

1901年，机缘巧合下，蔡元培在其好友家中观赏到一幅工笔画，作画之人正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。画作的线条秀丽，题字有型，正合了酷爱美术的蔡元培的眼缘，并且深入了解之后，发现这位奇女子因其父亲的疼爱，不仅没有缠足，并且还得到家人的支持，使她得以发展诗、书、画的爱好，并在父亲失业之后，得以通过卖书画的方式补贴家用。蔡元培不愿错失良人，因此在还未见到人的情况下，就托人提亲了，并于次年元旦在杭州与之举办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。

婚后夫妻都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，但由于创办的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，并被查办围剿，因而不得不举家搬迁，并辗转于青岛、日本、绍兴等地，并为日后赴德留学做准备。而自1907年，蔡元培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留学生活，不仅摒弃了封建时代的大男子主义思想，并开始致力于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而奋斗。而作为妻子的黄仲玉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，操持家务，最终积劳成疾，使得这段夫妻意合，子女欢愉的姻缘仅维系了十几年的时间，便于1921年1月，以黄仲玉的离世而告终。蔡元培先生在得知爱妻病逝后，万分悲痛，并为其挥泪写下祭文。

待蔡元培历经丧妻之痛归国之后，发觉当时政局动乱，便做好再度留洋，潜心治学的打算，但其老友、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却三番五次邀约相聚，并借机暗示蔡元培要为他说媒。为了不负老友美意，于是效仿之前对付媒人的招数，以十分学究气的三个条件为要婉拒：第一，本人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；第二，年龄略大；第三，熟谙英语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者。由此可见，蔡元培先生是属于看重伴侣的内涵，寻求生活伴侣与工作助手合二为一的理性人。蔡元培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搪塞老友，不想徐新六竟然顺着他的话满口答应，这下蔡元培大惊，并对这般严苛的条件都能符合的奇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而徐新六所介绍的正是周峻。虽然她比蔡元培小了整整22岁，且原来是蔡元培在上海所办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，但她毕业后，曾先后在神州女学和安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，并被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聘为其子女的家庭教师。虽然她貌不惊人，但具有勤敏好学、善良执着的好品性，最重要的是她对蔡元培先生一如既往地仰慕，甚至曾至北京拜访过蔡元培及黄仲玉夫人，并请先生在自己所做的工笔仕女图上提过诗，但她品性高洁不夺人所爱，只在内心默默爱慕，以至于耽误自己到了33岁仍未结婚。

因为他们志趣相投，两人行事时常心照不宣，像是在订婚后分别拍摄了订婚单人照，且蔡元培先生还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名，题写到“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君订婚”，以此足见先生对于周峻君的欢喜之情。而后于1923年7月，54岁蔡元培与周峻二人在苏州留园举办了现代文明式婚礼，并在婚宴上，先生落落大方地向众宾客讲述他们的恋爱经过，并吟诗一首以作纪念：“忘年新结闺中契，劝学将为海外游。鲽泳鹣飞常互且，相期各自有千秋。”婚后十日，夫妇二人便携同子女赴欧洲考察，当时乘船度过的蜜月时光，后来被蔡元培先生记录在为周峻46岁生日所做的贺词中：“遂于蜜月里，海上听涛声”。

蜜月之后，蔡元培一家定居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，蔡元培先生将妻女皆送进国立美术学院深造，妻子得以在相夫教子之余，提升自己的画意风格，而蔡元培先生则潜心编写《哲学纲要》。闲暇时，夫妻二人夫唱妇随，常常是周峻作画，蔡元培赋诗题字，留下了不少佳作。

婚后周峻还为蔡元培先生生养了两子一女，并与先生共同悉心教导，蔡元培先生还曾写下七字给周峻——且从诸兄学实科，意思是告诫三个年纪尚小的子女应向两位兄长一般，攻读实在且有用的科目。当然，后来这三个孩子也都实现了父亲蔡元培的愿望，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。

1937年，夫妇回国并定居于上海华山路，但由于政局混乱，不得不再次齐家搬迁至香港，从此夫妇二人举案齐眉直至1940年，蔡元培先生于3月不幸逝世，而后两年周峻重返上海华山路的住所，直到解放后，该房屋才由陈毅市长特批给蔡元培的子孙后代永久居住。后来老房一楼被作为故居陈列室，从东门入室，墙面上挂着的正是周峻为蔡元培所绘的肖像，而画像的左侧是蔡元培先生写给夫人周峻的题词：“唯卿第一能知我”。而这寥寥数语，囊括着先生以老派的严谨和新派的浪漫，对妻子的浓浓爱意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